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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 歷史沿革
發布日期:2018-09-03
來源:民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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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族的先民  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說與夏、商、周立都范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游為活動地區;主要分布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認為即漢族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

  遠古傳說,還描述了漢族先民曾經歷漫長的原始公社制時代。在黃帝以前,經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階段;關于黃帝的傳說,則標志著由母系氏族部落轉化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進入部落聯盟階段。傳說在黃帝之后相繼以禪讓方式為大部落聯盟首領的堯、舜、禹,雖都被認為是黃帝的子孫,然而歷史傳說又表明,漢族遠古先民,實包括來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東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記述;還有一些傳說中的人物,按不同記述,可解釋成亦羌、亦夷、亦苗黎。這種歷史傳說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不同來源的氏族部落集團逐步融合為同一個族體,創造共同祖先的歷史過程。

  公元前21世紀,中原地區的原始公社制時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階級社會已經出現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從公元前21世紀以后,相繼出現了夏(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商(約前16世紀~前11世紀)、西周(約前11世紀~前771年)幾個王朝。 夏王族為大禹之后。商王的祖先本是東夷,周王自稱其先民為夏人的一支,雜居于戎、狄之間,與羌人關系密切。這些雖都自認黃帝為其祖先,而實際卻是來自不同部落集團的人們,首先在黃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濟之間以及淮河支流汝、潁上游;繼而發展至淮河、泗水、長江、漢水的廣大地區。經過漫長歷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爭和融合,而形成為共同族體。西周時,已出現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名, 以與蠻、夷、戎、 狄相區別。但是,這時華夷之辨尚不甚嚴。

  春秋(前770~前476)時,華夷貴賤尊卑的觀念已很強烈,當時區分華夏與蠻夷的標準,族類與文化都被重視,文化尤為首要因素。華夷因禮俗、服飾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杞為夏后,因他們與東夷雜處而行夷禮,就被看作東夷;吳國公族出自周室,因隨越人習俗,被視為蠻夷;楚國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于荊蠻之區,春秋初楚王自稱蠻夷率先稱王,諸侯稱他們為荊蠻;后來楚王爭霸中原時,以維護華夏禮制自居,又被尊為華夏;秦的祖先本是東夷,而興起于渭水上游與戎、狄雜處,習俗多與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從事農耕,成為周朝大夫。平王東遷之后,受封為諸侯,在西周鎬京地區立國,春秋時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戰國(前475~前221),秦、楚不僅與齊、燕、韓、趙、魏同稱諸夏,而且是兩個最強大的華夏諸侯。七雄合縱、連橫、兼并、爭戰,但族體相同,形成諸夏統一趨勢;進至中原的戎、狄、夷、蠻也逐漸與華夏融化,于是華夏成為穩定的族體,分布區域也已達東北遼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東南湖湘吳越等廣大地區。

  漢族的形成與漫長的封建社會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國,統一諸夏。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在秦漢國家統一的條件下,漢族形成了統一的民族。

  在漢族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封建社會漫長是一個突出的特點。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的學術討論進行了差不多半個世紀,至今仍無完全一致的結論,但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已進入封建社會,則已基本上得到統一的認識。關于漢民族何時形成的問題,在1954~1956年間,中國學術界曾進行過一次廣泛的討論,大體有3種觀點:①漢族在秦漢時代已經具備了形成民族的條件,及至形成以后又不斷得到了發展。到近代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沒有占統治地位,漢民族也因之沒有形成為資本主義民族。②民族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產物,漢族形成為民族,應在1840年以后。③漢民族的形成應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618~907)、宋(960~1279)應是漢族形成為民族的時期。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對民族的定義、民族形成的理論和漢民族形成的具體歷史等多方面問題的探討,至今仍在深入發展,尚無定論。根據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史籍的記載,目前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漢族是以先秦的華夏族為核心,在秦漢時期形成為統一的民族,至1840年,經歷了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得到新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與中國各族人民一起逐步發展為社會主義民族。

  漢族的族稱,是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確立的。 秦統一以后, 華夏的族稱仍然沿用。但原屬山東(崤山以東)六國之民,已同為秦朝“黔首”。秦雖國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諸族、匈奴至漢代仍稱中原人為秦人。 公元前206年,漢朝繼秦而興,前后400余年,溝通西域,屯田湟中,設立護烏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設立郡縣,平定趙氏南越及東甌、閩越。于是多民族中國的統一有了新的發展。從漢朝以后,華夷同居中國,特別是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317~589)時期,“五胡”在中國北部建號立國,成為統治民族。論族別,他們雖不諱為夷狄,論國別則以據有兩京(長安、洛陽)而自居中國正統。于是因為原稱為“華夏”的中原居民行漢禮儀,服漢衣冠,遂逐漸地稱之為“漢人”。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漢人”便逐漸成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族稱,歷代均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經濟、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發展中,起了主導作用。

  分布的特點  漢族分布地區的特點,是在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的形成、發展與確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歷史上漢族人口有過幾次大規模自黃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長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統一六國時,曾將關東強宗大量遷入關中,西漢(前206~公元8)時也有過類似移民活動,然而當時的經濟發展決定了黃河中下游各郡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如以秦嶺與淮河為界把郡縣地區劃為南北兩部,兩漢大體都是北部約占當時戶口總數的80%,南部約占20%。從東漢(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據混戰,人民開始南遷,而西晉(265~316)末年“永嘉之亂”,黃河流域人民大規模南遷至長江中下游與長江中上游及漢水流域。經南北朝,繼續有人口南移,使長江流域人口不斷增加,但仍未改變北部人口多于南部的分布狀況。然而如果拿隋末與西晉時的南部諸郡人口總數相比較,則長江流域與嶺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唐末藩鎮割據混戰,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現了南遷趨勢。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現了第二次人口南遷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 鄱陽、 太湖等大湖周圍和長江、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地方成為人口稠密之區,人口密度高于北部各州。除以上兩次大規模人口南遷之外,另外還有幾次具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南遷。南部經濟自東晉以來發展迅速,至兩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僅密度高于北方,而且漢族人口的總數,至明、清時也已超過北方。
  自秦漢到清朝,歷代都有不少漢族人民通過屯墾、移民、擄掠、流亡等方式移居邊疆各地,與邊疆少數民族交錯雜處,共同開發邊疆。兩千多年間,移居邊疆的漢族有不少融入當地少數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東北渤海人、西南南詔人、遼代契丹人、清初滿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漢族人民而壯大、興旺起來。其他各少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也都吸收了漢族的成分,而邊疆各民族內遷,與漢族雜處,往往大都融入漢族之中。漢族所以人口眾多,與不斷吸收其他少數民族成分壯大興旺起來是分不開的。
  漢族經歷與中國境內各民族長達數千年的共處、遷徙,于是形成了在松遼平原及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及城市集中分布,在邊疆與當地各民族交錯雜居的分布特點。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有相當數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國生根發展,成為當地的華裔,有的則保持中國國籍,成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

  反帝反封建斗爭  漢族歷來是一個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對于封建地主階級和君主專制制度的殘酷壓迫剝削,自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在中國古代舉行過大大小小千百次農民起義,其中有些是以漢族或某一少數民族為主,有許多其他民族參加的起義斗爭。斗爭的目標也不斷深化。明末李自成起義,曾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清代太平天國運動中制訂了《天朝田畝制度》,說明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農民已試圖用平均主義去改變封建土地不均與等級森嚴的封建壓迫。雖然這些起義都由于歷史與階級的局限而最終失敗,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對于民族壓迫,漢族人民有著英勇反抗的歷史記錄,尤其是對于外國侵略者,漢族人民往往與國內其他各民族聯合起來,共同為保衛祖國而英勇斗爭。明朝中葉以后,西方殖民者東來,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中國臺灣,鄭成功領導的抗清隊伍一舉驅逐荷蘭殖民者,這一斗爭得到了臺灣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龍江流域,黑龍江各族人民共同奮起堅決反抗,后來在康熙皇帝決策進行驅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薩戰斗中,漢族軍民和各族軍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雅克薩反擊戰的勝利。說明在古代中國各族人民當外國殖民者侵入時,已表現了同仇敵愾、團結戰斗的英勇斗爭精神。

  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從此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 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上海、 廣州、天津等大城市為代表的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并且主要在這些大城市產生了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肆意掠奪,破壞了中國主權,以至策劃瓜分中國。英國對中國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法國侵華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等,給中國強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大塊領土。所有這些都表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中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勢力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支柱。1840年以后發生的歷次反侵略戰爭與其他形式的反侵略斗爭,都是漢族和中國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參加的。盡管歷史上民族壓迫所造成的隔閡仍然存在,但在外國入侵、大敵當前的民族危急關頭,則充分表現了中國各民族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主義精神。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以及平英團斗爭、義和團運動等,都是以漢族人民為主要參加者,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參加的反侵略斗爭。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所發動的廣州起義、鎮南關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及辛亥革命,均為以漢族為主體有少數民族成員參加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主義”,以推翻二千年封建專制君主制度緊密結合,與那些單純鼓吹排滿的政治派別劃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中華民國,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為政體,雖被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所篡奪,但對漢族和中國其他各民族的覺醒,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1919年“五四”運動,標志著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以及同工人運動相結合,導致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與勝利,一般都是在漢族地區首先興起,逐漸發展到邊疆民族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中聯合起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求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反對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求得國內各民族的平等,建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成為漢族人民與各兄弟民族共同的行動綱領。經過長期的斗爭,終于在1949年共同締造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后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僅漢族本身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和各兄弟民族建立了以平等、團結、互助為特點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祖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漢族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與各兄弟民族一道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祖國大步前進。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也在迅速發展。

(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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