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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 歷史沿革
發布日期:2018-09-17
來源:民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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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據現有史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陸續由海路來華,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及長安等城市定居。他們建筑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禮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地。他們被稱為蕃客或土生蕃客,被視為回回民族的先民。宋代東來的猶太人,由于宗教上的親近關系,后來也成為回族一部分。

  13世紀初葉,蒙古軍隊西征期間,一批批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斷被簽發到中國來。他們主要以駐軍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學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在全國各地,成為形成回族的主體人群。在歷史發展中,元代被稱為“啰哩回回” 、“綠睛回回” 、以及被改宗伊斯蘭教的基督教徒、祆教徒等,均成了今天回族先民。宋元時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即“占城回回”、中印半島南部和南洋諸島上屬于馬來人種的“昆侖回回”因遷居中國而成為回族的先民。維吾爾族普遍接受伊斯蘭教信仰后,當其遷到內地漸漸同化于回回之中。元、明以來,不少蒙古貴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蘭教信仰而逐漸同化于回回之中。另外,由于通婚和政治等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原因,回回中不斷吸收了一些漢族的成分。

  明代仍有大量的人群融入回族。如原籍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諸種和東南亞的“歸附回回”,還有僑居的“寄住回回”,他們往往以“貢使”形式進入中國,使團成員多達數百,貢事完畢,有的返歸本國,有的則僑居或定居中國,明朝永樂間蘇祿東王病逝山東德州,其后人守墳,成為德州北營回民的先祖。

  學術界一般認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準備時期。元代蒙古軍隊西侵后,把中亞西亞各族人編入探馬赤軍簽發東來。按照規定,探馬赤軍“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當時回回屯聚牧養的地方,有甘肅河西、寧夏、河南、山東、河北一帶,以及云南等地。此后,又有大批的回回軍士在社的編制下,投入農牧業生產中去,而成為普通的農牧民。同時,被遷移東來的還有大批回回工匠、回回商人多半居住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上。由于屯戍和手工業、商業的經營,共同的經濟生活初步形成。同時,也由于每到一地就建立清真寺,并圍寺而居,也就顯露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點。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國,伊斯蘭教因之也傳播到各地。

  由于回回人對元朝的開國及其軍事、政治、經濟都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回回上層參與了元朝的政事,據文獻記載,回回人在政府中擔任各種職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職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參知政事等重要職務者多達320人;在10個行中書省任丞相、平章、參政等重要職務者多達65人。這給回回人在各方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終形成的時期。元朝滅亡以后,回回人和蒙古人一樣,也有一個逐步內附的過程。隨著明初全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回回的分布和經濟情況也有一定的發展和變化。在陜甘,回回繼續墾荒種地,并不斷有歸附明朝政府的回回人遷徙到這里來,人口逐漸增加。當時陜西關中、甘肅河州、寧夏靈州至平涼、固原各州縣,回民眾多,形成了回回的主要聚居點。隨著商業貿易的往來,回回軍士的屯田鎮戍,官吏學者的宦游,特別是農民起義中的流動遷徙,使回回的分布就愈來愈分散。但在農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鎮往往聚居關廂或若干條街巷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始終不變。明代文獻記載:回回“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親厚,視若至親。” “自守其俗,終不肯變。” 大約經歷了200多年,在伊斯蘭教影響下,以回回人為主體,融合了國內漢、維、蒙等多種民族成分逐漸形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

  明朝與回族關系比較密切。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內部通婚,采取強迫同化政策,可見明代回族已沒有了優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贊”以及明皇室關于修建清真寺和保護清真寺宗教職業人員的諭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明初原有軍墾的回回兵士已長期固定在了全國各地,并經過開荒種地,繁衍生息,形成了穩定的居住區域,而長期經商的回回也開始轉向穩定的聚寺而居。這些穩定的居住區域內,形成了以清真寺為核心的共同文化,并同周圍漢族一起繁衍生息,建立起了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同時兼營手工業、牧業,且以善于經商而聞名。

  到了清代,回族社會政治地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回族在全國各地聚居點仍在增加,其中尤以西北陜甘寧青和云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為稠密。與明代一樣,具有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特點。此時,回族農業已十分成熟,農業人口占其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農耕方式與漢族相差無幾。牧業以飼養牛羊為主,手工業以屠宰、制革、農產品加工、刺繡等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還開發礦藏,發展礦業。商業作為回族的傳統經濟部門,這時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回族商人的足跡遍及鄉村和城市,內地和邊疆,并產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業集團,開辟了許多新的長途交通線。經營的范圍也十分廣泛,以皮毛業規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現了許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臺上,雖然回回官員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職位和影響而言,則無法和過去相比。但是,漢文譯著活動興起和延續,經堂教育在全國普及,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教育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另外,庫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門宦及其支派相繼正式產生并在西北獲得廣泛傳播。

  回族人民具有反壓迫斗爭的光榮傳統。明末農民大起義中,陜北和甘肅東部的回民在馬守應的率領下,成為當時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的主力之一。清順治五年(1684年),米剌印、丁國棟在“反清復明”的口號下,率領了持續兩年的甘州起義。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1781-1783年),先后發生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蘇四十三和甘肅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的兩次反對地方政府的活動。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隨著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云南和西北回民聯合當地各族人民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自1856至1874年,杜文秀領導的云南西部回族起義軍在大理地區堅持斗爭了18年。起義軍主動聯合漢、彝、白等族,注意協調民族關系。大理政權注意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負擔,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并開展對外貿易。與云南回民起義相比,西北回民起義的規模更大,遍及陜西、甘肅以及新疆等地。1862年,太平軍和捻軍進入陜西,關中各地回民紛紛響應,短時間形成了十八大營,轉戰陜甘,最后于1877年失敗。

  各地回族還以不同的形式參加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鴉片戰爭時期,駐防在浙江沿海一帶的陜甘回、漢官兵2000名,對英國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抗擊。1855年,在新疆塔城,由于沙俄帝國主的貿易官蠻橫地阻止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開采金礦,并殘暴地殺害了回族和其他民族的礦工及其家屬,激起了各族人民的義憤。在回民礦工徐天堯、安玉賢的率領下,焚燒了沙俄在塔城的商棧和貨物,趕跑了掠奪成性的侵略者,充分顯示了回族人民反抗外來侵略,保衛國家主權的勇敢斗爭精神。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回族將領左寶貴率領軍隊,負責平壤的守衛,在戰斗中,他親自在炮臺上指揮,連戰四晝夜,以身殉國。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戰斗中,一支主要由回族官兵組成的甘肅軍隊,在廊坊和北京正陽門等戰斗中,英勇頑強,給敵軍以沉重的打擊。在推翻封建專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武漢、西安、成都、重慶、上海等地的回民分別參加了各種斗爭。

  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為回族人民的徹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在五四運動中,山東濟南回民投身于當地運動,組織了“回民外交后援會”等愛國團體,參加了搗毀親日派喉舌《昌言報》的斗爭。馬云亭等三位帶頭的回民愛國人士慘遭親日派軍閥回奸馬良的殺害,進一步激起了山東、河北、北京、天津各界人士的愛國義憤。在天津,郭隆真、劉清揚等回族進步女青年,積極參加愛國演講、宣傳、請愿、示威等,并和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組建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組——覺悟社。后來郭隆真同周恩來等同志一起為了探求革命真理,去法國勤工儉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1925年回國后,她一直在北京做黨的婦女工作。1928年,擔任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委員,1930年在青島從事工人運動,次年,不幸被捕,堅貞不屈,慘遭軍閥殺害。郭隆真等人的革命活動代表了回族中先進分子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所作的貢獻。

  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地工人運動如“二七”大罷工、省港大罷工等,以及各地的農民運動,也都有回族先進分子參加。長辛店機車廠工人吳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勞動補習學校學習,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積極參加革命斗爭,得到工人的信賴,被選為鐵路工會委員,后在“二七”大罷工中,擔任調查團團長,被軍閥吳佩孚逮捕,受盡酷刑,被害犧牲。吳禎的斗爭事跡,標志著回族工人的覺醒。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在回族中播下了更多的革命種子。紅軍在回族地區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自由,使廣大回族群眾深受感動,使他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主張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在甘肅省西吉縣(今屬于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單家集,毛澤東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熱情地與回民交談,并參觀了清真寺,向阿訇仔細了解回民的生活情況,受到回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在長征中,回族群眾主動給紅軍送情報,當向導,支援紅軍。還有不少回民青年踴躍參加紅軍,北上抗日,在陜甘寧邊區還成立了回民騎兵師。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在陜甘紅軍的幫助下,甘肅正寧縣龍咀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權,建立了黨組織,發展了回族黨員,進行了分糧食、分土地的革命運動。1936年8月,紅軍在甘肅寧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帶的回民聚居地區,幫助當地回民建立了“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選出雇農出身的馬和福為自治政府主席,還建立了以回民為主體的縣游擊大隊,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反封建斗爭。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在回族中的早期實踐。

  抗日戰爭中,回族各階層人士紛紛投入救國運動中。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領導回民建立了各種抗日救國組織。在回民較多的地方還幫助建立了鄉一級的自治政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幫助下,在陜甘寧邊區以及河北、山東、山西、安徽等地從無到有建立了大小數十支回民抗日武裝。在陜甘寧邊區,建立了回民抗日騎兵團,他們戰斗在隴東一帶,對保衛邊區和開展回民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冀中,馬本齋率領的回民支隊,學習和運用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和八路軍的戰術原則,對團結冀中地區廣大回、漢族人民,堅持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到解放戰爭時期,各地回民武裝多編入野戰軍,為解放全中國而繼續戰斗。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各階層回民,面對國民黨政府覆滅前的種種暴政,積極參加了罷課、罷工、罷市、抗稅等各種愛國民主運動。河南、云南等地回民,積極參加了當地的反蔣敵后的斗爭。在北平、天津、南京、西安、昆明等地從事地下工作的回民黨員,沖破黎明前的黑暗,為迎接這些城市的解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關懷回族的工作。當時,在中央黨校和民族學院積極培養回族干部,并建立了回民的群眾組織,幫助回族人民建立清真寺和清真食堂。毛澤東主席還為延安清真寺題了字。1941年,《回回民族問題》在延安出版,該書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科學地論證了回回是一個民族,駁斥了蔣介石否認回回是一個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的謬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回回民族的政策,指明了回回民族解放和發展的方向,對回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有很大的影響。

  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回回民族在歷史上都涌現過不少杰出的人物,對當時人民生活和生產建設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元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間,注重農業生產,設立屯田區,倡修昆明河,廣設驛站,興辦儒學,并注意協調民族關系,對云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中央政權和云南關系的密切作出積極貢獻。和宋朝的包拯一樣,明代的海瑞是中國歷史上清官的典范、正義的象征。他一生居官清廉,剛直不阿,深得民眾的尊敬與愛戴。關于他的傳說故事,民間更廣為流傳。后經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編成了著名的長篇公案小說《海公大紅袍》和《海公小紅袍》,或編成戲劇《海瑞》、《海瑞罷官》、《海瑞上疏》等。中國歷史上著名航海家鄭和,29年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訪問了亞洲、非洲等30多個地區和國家。這一空前壯舉,促進了中國同這些國家之間的友誼和國際之間的經濟文化的交流,表現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在科學技術方面,回族對祖國作出了很大貢獻。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向元世祖撰進的《萬年歷》頒行全國,并建立觀象臺,制造渾天儀、斜緯儀、平偉儀、地球儀、方位儀、天球儀和觀象儀等七種天文儀器,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代著名的建筑學家亦黑迭兒丁是元大都宮殿和宮城的設計者和工程組織者,其設計奠定了其后整個北京城市建筑發展的基礎。回回醫術在外科和藥物使用上都有顯著療效,其醫藥也有自己的體系。

  在文學、哲學、藝術方面,元明以來還涌現出許多像薩都剌、高克恭、丁鶴年、丁澎、改琦等名家。元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贍思不僅通經學、文史,還鉆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學等,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贄認為宇宙以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為基礎,經過無數變化,生出萬事萬物來,具有一些樸素唯物主義因素。強調社會平等說,反對圣人凡人之分、智愚之別,反對封建教條和男尊女卑觀念,反對“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怒斥官吏之罪惡行徑,在文學方面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須抒發己見,反對復古模擬。一生著有《李氏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李氏文集》、《李氏叢書》等。其富有戰斗精神的反封建主義啟蒙思想,影響了明末的社會思潮。五四運動前后,仍然起著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

  

  唐宋時期的蕃客聚居之地,被稱為蕃坊。蕃坊設蕃長或都蕃長一人,蕃長由德高望重、財力雄厚的人擔任,具體封職由皇帝下詔,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蕃長主要管理蕃坊的各項事務,依據《古蘭經》、圣訓行事。

  為了管理來華的穆斯林,元朝政府成立“回回哈的司”,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務和刑名、詞訟諸事,使自治其徒。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正式建立里甲制度,完善了基層行政組織制度,于是各地回族也納入了其坊、廂、里甲管轄之中。鑒于回族宗教生活的特殊性,在唐宋元蕃坊的基礎上,又形成了與坊廂行政單位大體吻合的教坊組織。

  元代中后期,“回回哈的司”被取消,代之而來的是“教坊制”。所謂“教坊制”,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且不具有官方的政權色彩,即不是一級行政機構,與朝廷的地方機構無隸屬關系,而是一種王權體制下的穆斯林從事共同的宗教活動的一種宗教組織形式。其基本特點有:(1)各教坊相對獨立,教坊間沒有隸屬關系;(2)單一和互不結合性;(3)以一個清真寺為核心,形成融宗教、政治、經濟、文化、民事處理、社會活動等為一體的教坊組織;(4)教務與寺務既分離又聯系。

  教坊由教眾推舉有名望的鄉老為社頭(學董、堂董)組成“伊斯力”(董事會)等管理機構,負責天課財務、寺院修建、延聘阿訇、興辦經堂教育、籌建回民公墓等有關民族、宗教事業。坊內的穆斯林,除當地基層行政機關在行政、司法、稅賦、差役對其進行管轄外,其他一切婚、喪、禮、生辰、齋節等民俗、宗教活動,以及不觸犯刑律的民事糾紛調解,均由教坊安排和仲裁。教坊的特點首先表現為清真寺內的三掌教制,即由阿訇(掌教)、穆安津(贊禮)、海推布(掌教法)分掌權力。其次,以格迪目的“凱倆目”(真主語言)認主學為基本教義,但也融合某些蘇菲派和漢儒的觀點,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第三,各個教坊相互獨立,各不隸屬。第四,坊內教眾通稱為“高目(教民)”,泛稱“鄉老”,不分貴賤,一律平等。清初,蘇菲派在我國西北部廣泛流傳,形成了門宦。門宦的教主對其所屬的教坊實行嚴格控制,教主派出的“熱依斯”管理一部分的教坊,由此出現了小寺屬大寺領導,小寺掌教由大寺委派的現象。但因教派不同,其教坊之間的關系有的緊密,有的疏松,情形不一。

  傳統回族地區往往都有社會公益組織。康熙年間,廣州曾經有“以思尼老人會”,負責集資買產收息,以充實各家喪葬費用,實行經濟互助。后又出現了“回族老人長壽會”和“回族濟喪會”,繼續開展互助互濟,幫助喪葬和敬老愛老、紀念先人等活動,并辦理了安老所、寡婦房等機構。同時期內,河南淮陽也有過救濟會、板布會、架子會等公益組織。救濟會的主要內容是救濟貧困回民,費用來源于清真寺董事或教長出面向回民募捐或清真寺地畝的收入;板布會是清真寺利用每年開齋節所收的天課、清真寺地畝收入及臨時樂捐等,購買木板、白布,以埋葬亡人;架子會是組織回民幫助回民喪家安理亡人。清同治年間,成都清真東寺創辦了清善堂,由鄉老輪流出資接濟阿訇、海里凡、寺師傅和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回民。清代湖南桃江縣鲊埠設立了積谷會,專建社倉,設倉長經管,由各家捐集稻谷備荒。光緒六年(1880年),當地還建立了救嬰會,主要保護女嬰。由各家捐集稻谷置田作為基金,凡是貧困戶生女一人,發給稻谷一擔二斗,一般戶生女五人以上者,也同樣發給,供父母用作日后出嫁之用,凡逃荒歸來者生有女嬰則酌量救濟,對溺女嬰者則要重責。該會在保護女嬰上曾起良好作用。清末在湖南的其他地方還出現過敬畏堂,幫助回民家中喪葬挖墓、安葬、站者那則。清代以來,安徽壽縣有庇寒所,定遠縣有板布會。民國年間,壽縣還成立過水龍會、太和縣還有回民救火會,主要負責火災時的滅火工作。

  鴉片戰爭后,一批回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辦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社團,積極致力于國家建設。清光緒末年,湖北漢口建立了清真自治公益會和清和保安會,在維護地方治安、支援起義軍作戰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1911年,上海清真商團成立,積極宣傳革命思想。清末,四川地區成立了文孝閣、清圣宮等回民幫會組織。前者以碼頭工人為主,后者以小商小販為主。這兩個組織和清真保路同志會在保路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五四運動時期,天津回教聯合會成立,有力地聲援北京各界的愛國行動。以馬云亭為首的濟南救國十人團,利用主麻日在清真寺內宣傳反帝愛國的主張。五四運動后,回族各界中民族意識進一步增長,維護民族團結,爭取民族平等權利,成為廣大回族同胞的共同要求。1929年,北京成立伊斯蘭學友會,后更名為中國回族青年會。主張各民族平等團結,反對大漢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西安地區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國會,組織群眾游行,散布抗日宣傳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37年,伊斯蘭學會在蘭州成立,同時,比較活躍的抗日社團還有西安回民學生抗敵后援會支會、西安回民青年戰地服務團,包頭成立了西北回民救國會。在河南、湖北、河北、四川等地紛紛成立了以宣傳抗日為宗旨的回族社團。1938年成立于武漢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是國民黨統治區影響最大的回族社團。1948年時,該會在全國有39個分會,388個支會,322個區會。曾經出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回教文化》等。抗戰期間,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和領導的抗日愛國組織有冀魯邊區回民救國聯合會,出版了《正道周報》和《正道》雜志。東北解放后,先后成立有哈爾濱市回民聯合會,東北回民聯合會、黑龍江寧安回民聯合會,1949年北平市回民工作委員會成立。這些組織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要求,在維護社會治安、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戰爭、培養民族干部、解決回民問題等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文化社團有東亞穆民教育總會,留東清真教育會、中國回教俱進會。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回教俱進會,它于1912年成立,以“興教育、固團體,回漢親睦”為宗旨。1936年時,分部已達200多個。注重教育的社團還有云南的振學社、蘭州的回教勸學所、北京的清真學社、湖南的常德回族教育輔助會、青海的青海回教教育促進會、北京的穆友社、追求學會等。近代回族社團的基本目標是熱愛祖國、熱愛民族、改良宗教、互助互濟。在近代歷史上,它們動員了廣大回族同胞參加抗日斗爭;增強了民族意識;維護了回民的合法權益;促進了回族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增進了中國穆斯林與境外穆斯林之間的友好往來。更重要的是奠定和發展了回族愛國愛教的歷史傳統。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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